“我们做小贷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下一步做村镇银行。”龙泉市佳和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佳和小贷)副总经理胡建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是在现有的政策下，叫我们做村镇银行，布网点，我们的兴趣不是很大。”

    而此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第三届中国小额信贷创新论坛”上曾明确表态：“小贷公司发展的下一步不是村镇银行，而是金融公司。”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小贷公司的发展前景，着实堪忧。

    最大瓶颈：融资杠杆比1∶0.5

    “融资难，是制约我们小贷公司发展的瓶颈。”胡建敏对本报记者说。佳和小贷成立于2009年5月，注册资本为1亿元。其中，作为主发起人的佳和集团出资3000万元，占股30%。

    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172家，贷款余额约为4700亿元，平均每家小贷公司贷款余额为9087万元，而佳和小贷贷款余额为15644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们这个盘子，一个亿的资本金，再加上从国家开发银行融资的5000万，还是远远不够满足市场需求。”胡建敏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连今年已经产生的利润都拿去放贷了，目前在所有银行户头上的钱加起来也不到100万，剩下所有的钱都在外面。除了刚开业的那三个月，之后的每个月基本都没有新增贷款额，后续资金严重不足。”

    在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净额的50%。

    而本报记者注意到，一些省份在自己制定的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中，对于小贷公司从银行能够获得融资的比例，有着不同的规定。在今年1月印发的《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暂行办法》中，小贷公司从银行融资的比例放大到了其资本净额的100%;而在今年3月发布的《福建省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中也提到，对运行情况良好、合规经营、考评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上限可提高至公司资本净额的100%。

    “去年年底，我们在同国开行接触一年多之后，获得了5000万元的授信。正好这个时候，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比例放大到资本净额的100%。”胡建敏告诉记者：“我们是欢天喜地，因为我们先前跟工商行融资的3000万元的再贷款不需要再退掉了。”

    “然而当我们去融资的时候，发现执行的还是50%的融资标准。银行系统是条管，要执行的是人民银行总行和银监会发布的文件，浙江省政府办的文件，就成了一纸空文。”

    “到目前为止，在浙江，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能够融资100%。”胡建敏说。

    针对1∶0.5的融资杠杆率偏低的问题，吴晓灵表示，未来将会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杠杆率，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的上限会调整到其资本净额的200%。

    而在胡建敏看来，即便是1∶0.5的融资杠杆比例，真正能够接近这一标准也非常困难。“丽水有十家小额贷款公司，这里面，我们的融资比例是最高的，也是融资金额最多的。我们这里有一家小贷公司，去年4500万元的工行再贷款还掉之后，就再没下文了，因为工行总行叫停了对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的融资，”胡建敏说，“幸亏这是个做金融生意的小贷公司，要是一家实业的话，抽掉4500万元的贷款，这企业非得破产不可。”

    “尽管在《意见》里规定，小贷公司是可以去向银行批发贷款、进行融资的，但事实上，金融机构自己有一些约束，国有银行一般不向小贷公司批发贷款。”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副行长王筱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小贷公司现在只能用自己的资本金放贷。有些小贷公司开张一个月之后就把那点儿资本金给放完了。”

    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刘克崮此前曾给出一个数据：目前国内小贷公司资本金和外部融资的实际比例平均只有1∶0.1。在他看来，这与1∶0.5的融资比例上限还有很大的距离。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也基本认同这一数据。他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工行给小贷公司的贷款不到10亿元，而小贷公司对外融资，涉及到了银行对小贷公司的信用进行判断的问题：“就是要让银行足以相信小贷公司的信用比直接借款企业的信用要好，它的偿本付息能力和意愿要比借款企业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在他看来，银行把资金贷给小贷公司，再由小贷公司把资金贷给小微企业，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银行的判断成本。

    “小贷公司在银行那里融不到资，就很难做大做强。”在王筱琴看来，小贷公司的未来发展空间是很有限的。

    身份尴尬：小贷公司按一般企业纳税

“小贷公司的身份定位是不明确的。”王筱琴坦言。她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各地所面临的税收政策是不一样的。“像在江苏，小贷公司的征税标准是参照当地农信社的征税水平来制定的。但在浙江，因为小贷公司不被视作金融机构，被作为一般工商企业来征税。”

    “我们做的是金融产品、金融的买卖，营业收入就是贷款利息收入。银行是按照利差来征税，而我们却是按一般企业纳税。”胡建敏对记者抱怨，“营业税及其他附加税，我们要交5.56%，企业所得税也要交25%，去年我们就交了600多万元的税。如果要分红，自然人股东还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

    “地方上对我们小贷公司是有一个税收上的优惠政策，通过年终考核的小贷公司能向政府提出申请税收补助，但是即使返下来，返给我们的补助也只相当于税款的30%，就是200万元。”胡建敏说，“而这200万元的补助同样需要上缴企业所得税。”

    不过，王筱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小额贷款公司整体的盈利情况是不错的。在她看来，由于小贷公司的税收是交给地方上的，因而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胡建敏也告诉记者，去年，只拥有12名员工的佳和小贷实现了1144.5万元的净利润：“我们的经营情况其实是蛮好的，股东对于我们是满意的。只要让银行给我批发贷款，我把贷款零售的生意做好，风险控制好，还是有很多利润空间的。”

    服务三农的贷款还不多见

    “小贷公司一开业就是赚钱的，基本没有亏损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任常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小额贷款公司身份不明的问题，显然不是只体现在税收政策上。

    “小贷公司不是在为农户服务的，也解决不了农民融资难的问题，现在他们想的，就是如何从银监会那里拿到银行的执照。”他告诉记者。

    胡建敏坦言：“根据上面的监管要求，小贷公司主要的服务方向应该是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但老实说，三年做下来，我们所做的，在真正意义上服务三农的贷款，并不多见。”

    在他看来，小贷公司的服务对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为小微企业：“如果从真正意义上把小贷公司做好的话，也就应该像温州说的一样，能够把地下钱庄和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活动阳光化。而成立关于村镇银行，那是我们未来发展的目标。”

    今年2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明确提出：符合条件的小贷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而《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也明确指出，允许有条件的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

    “但是在现有的政策下做村镇银行，我们没多大兴趣。”胡建敏如是说。

    “按照银监会2009年出台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的要求，村镇银行是要由一个专业银行来控股的。”在他看来，小额贷款公司如果想转制升级为村镇银行，民营企业的持股比例将会大幅下降，将小贷公司的话语权交给银行，这与小贷公司的发起初衷是相悖的：“我们要做的是让我们控股村镇银行，这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在任常青看来，银监会要求村镇银行需由现有银行控股，主要是出于监管方面的考虑：“村镇银行的那些主发行，本身就是银监会的监管对象，银监会要把村镇银行监管起来，只需要监管那些主发行就行了，这等于是没有增加银监会的监管任务和负担。”

    发起行的尴尬

    本报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出台的《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而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也由20%降低为15%。

    不过，在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教授何广文看来，主发行持股比例的降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尽管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最低占股比例由20%降到了15%，但它还是村镇银行的控股方。主发起行以外其他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所能持有村镇银行的股份，仍然不能超过10%。主发起行在村镇银行的管理中依旧起主导作用。”

    “以前规定发起行持股比例至少20%的时候，也没有谁真是持股20%的，多数都是持股50%以上。”任常青告诉记者，“如果发起行占股比例小，发起行是没有兴趣搞村镇银行的，因为村镇银行就是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市场不大，要是发起行只占村镇银行15%、20%的比例，就没必要了。”

    任常青认为，小贷公司定位不明的问题，关乎金融市场的准入：“这涉及到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做何种事情的问题。”

    “举个例子，在北京做零售，有燕莎、赛特这样服务高端市场的，也有中档的超市和百货商店，街道社区还有小卖部，各自服务的人群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因为在所有的民营资本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开不起大银行大超市的，只能开小卖部。”

    “现在进来的民营资本又是什么样的?成立小贷公司的发起人，都是当地最好最大的民营企业，连续三年盈利，净资产达到几千万上亿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同样是不想做小卖部的，它有那么多的本钱，做小卖部，有意思么?”任常青说。 

     本文源自中国经济时报